P：《怎么办》

《怎么办》是列宁对经济派的论战。经济派只主张提高工资，否认政党领导，反对集中，崇拜自发性，以《工人事业》和《工人思想报》为代表。列宁

总结

自发性-自觉性
工联主义-社会主义
列宁的灌输论
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全书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是围绕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的矛盾展开。自发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摆脱知识分子的控制，从知识分子手中夺回工人自身的命运，
  2. 采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工联主义的方法，为每一分利润而斗争；
  3. 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即采取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即正在进行的斗争；
  4. 让工人亲自与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经济斗争自然会引导工人面对政治问题；
  5. “密谋与秘密的混乱”，指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领导人素质参差不齐，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

经济派的错误：

  1. 没有修养水平太差
  2. 没有目标情绪宣泄
  3. 不接受批评并且为错误辩护，进入虚假的二阶反思性——批判自由
  4. 阶段论：先搞经济斗争，再搞政治斗争
  5. 对宣传和鼓动的错误解读（把通俗读物和理论读物完全拍平，将这个二分转化为读物和做事的二分）
  6. 想要培养工人的已有的积极性，只讲工人已经懂的东西，而不清楚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任务
  7. 不与其他阶级发生联系，认为这是抹杀阶级属性
  8. 把列宁的批评说成是论战手法，诽谤和捏造
  9. 迷恋地方工作
  10. 陷于手工业的组织方式

对于自发性的应对措施，列宁提倡自觉性，自觉性的表现包括：

  1. 把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并使群众自己将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
  2. 进行政治揭露与政治鼓动，而非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斗争；
  3. 不以成为工联书记为目标，而是以领导所有反对专制的力量为目标；
  4. 从严格挑选成员开始，逐步巩固党组织，通过集中化的方式加强组织工作，保持秘密性和灵活性，为斗争做好准备；
  5. 建立以对共同事业负责的同志式要求为基础的组织形式，推举最有能力和最能胜任革命工作的人来担任领袖。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伯恩施坦等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将革命的政党改变为社会改良的政党。在思想上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完全就是照搬了原先资产阶级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行动中，米勒兰在法国充分实践了放弃革命，参与资产阶级的议会，争取改良法案的想法。列宁认为这些所谓的批评派完全是一些机会主义的伪装形态，所谓的批评自由，实质上是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正当的自由，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是自己深陷泥潭而不自知，还要将清醒的革命派拉进泥潭的自由。

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敗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識——这种社会主义意識是保障我們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換得的却只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听起来頗为响亮的草案，这种改良眞是微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資产阶級政府那里爭取到的还耍少些 ！

我們这一小伙人，紧拉着手，循着崎嶇險阻的道路前进。我們被敌人四面包圍，我們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們自願地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与敌人斗爭，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責备我們独树一帜，責备我們选定了斗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現在我們中間有些人叫喊道：让我們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 ！ 当人們开始耻笑他們的时候，他們却反駁說：你們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們怎么好意思否认我們有号召你們走上比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們，你們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认为你們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帮助你們搬到那里去，不过，請你們放开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沾汚自由这个偉大的字眼，因为我們也是可以“自由”地走向我們願意去的地方的，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爭，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爭。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工人事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郑重提出“批评自由”口号，要求团结国外的改良主义运动，让他们在俄国享有批评自由。列宁引用了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上的文章进行批判。
列宁批评：
1、克没有认识到近年來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合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傅布开来
2、克没有理由断定：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級爭取政治和經济解放的阶級斗爭的立場上
3、克没有将各国的社会党人工作和国情历史结合起来。

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

（三）俄国的批评

列宁回顾了俄国社会主义两派的关系变化：激进的革命派与合法派最初因斗争的需要，结成了政治联盟，但很快社会民主党人就与革命派分裂，并在刊物中推行批评自由思想，积极译介伯恩斯坦的著作。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这种改良思想与社会实践中的经济主义勾连，试图让工人专注经济斗争，让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思想者结合做政治斗争（作为经济派宣言的《Credo》体现了这点）。
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主义者在表面上普遍地反感理论争议、派别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认为那都是教条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东西），认为应该专注经济斗争工作（批评派却惧怕公开意见和接受批评，列宁说这是相当荒谬的）。所以列宁认为当前反对批评派的人应该做的就是：

  1. 应当设法恢复理论工作
  2. 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
  3. 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俄国社会主义团体与德国的现状是相反的：在德国，伯恩施坦是改良派，少数者，是要求改变主流思想的人；而在俄国，批评派则是既有者，要求维持俄国现状的人——革命派才是要求改变现有状况的人。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列宁指出《工人事业》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总结了恩格斯对理论问题的论述：理论斗争是和政治、经济斗争并行的另一个领域的斗争，德国的工人运动之所以走在前列就是德国工人阶级很好地结合了两者。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 70 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列宁指出了《工人事业》与《火星报》《曙光》之间的分歧：如何评价工人阶级自发性与革命领导团体自觉性之间的关系？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在俄国，70年代的砸毁机器式的骚乱，以及90年代成熟的罢工都是自发形式的斗争，其都有自觉性的萌芽，但本质上都是工联主义式的斗争，工人尚未意识到自己地位与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对立。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与之相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自觉意识则是一种独立于工人自发运动而产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理论。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领导者就制定了推翻专制制度的最终理想，因为领导者个人修养的不足而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果。
现在的某些人却抛开自觉性，盲目地崇拜自发性。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列宁概述了《工人思想报》第一期社论中所表现出的经济主义：社论否定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是强调社会民主运动应该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工人运动，此即自发性压倒了自觉性。
列宁强调（引用考茨基的话），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在行动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经济主义者提倡工人阶级只参与工联主义式的经济斗争，实际上就是使工人阶级陷入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其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录像进行的运动，就会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 (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 (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考茨基）

但列宁也声明，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主义，因为它也主张工人参与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并不是建立在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工人思想报》认为“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尾巴主义”）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 4 号）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列宁承认对工厂生产中非正义行为的揭露是唤醒阶级意识，促进斗争的起点。但必须认识到这种经济斗争是非常局限的。因此，政治教育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政治组织的方方面面揭露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压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使爭取改良的局部斗爭服从于爭取自由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爭。但经济主义者却只在表面上认同此点，仍然坚持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进行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适用的方式。
马尔丁诺夫声称要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这实质上就是要求通过经济斗争促进现有政府以立法和行政等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条件，列宁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表现，它把所有革命主义者的主张（寻求根本改变）斥责为不产生显著作用的反抗。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列宁批判了马尔丁诺夫和罗蒙索诺夫在论述中试图在宣传员、鼓动员之外创造第三种概念的行为。马尔丁诺夫的用意在于批判革命派在理论宣传，具体鼓动之外缺乏向政府表达意见的具体行为。

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列宁认为将揭露行为局限在经济领域最终只能降低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只有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可能被唤醒。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促工人阶级的眼光超越自身的阶级，从而对于社会中每一阶级的经济处境，及其与各种社会制度间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其他阶级遭遇的所有不公正揭露给工人阶级，从而使其认识到所以阶级受制于相同的不正义的社会制度。
列宁进一步论述，马尔丁诺夫所说的“给经济斗争赋予政治性质”是工人阶级完全自发就可以掌握的，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人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更普遍的政治知识。

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落后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列宁认为两者都盲目崇拜自发性，区别在于前者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后者则崇拜无能将工人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只能诉诸于暴力的知识分子的愤怒（单人人的斗争）。
列宁否定了恐怖活动可能具有的对工人阶级的激发作用（俄国生活的黑暗现状，不需要再“硬造”一种特殊的“激发”手段，民众已经激发出了强大的积极性，社民党人应该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强调这种想法是没有认识到社民党人任务，即进行全面政治揭发与鼓动才形成的。

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列宁再次强调，要对工人阶级做全面的政治动员，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就必须超越劳动关系，从劳动关系的外部将知识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要求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对于社会政治的每一方面进行研究。
列宁坚持，作为革命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致力于唤醒每个阶层的政治意识，并领导他们的政治反抗。列宁认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深入每个阶层的能力，并且有相应的基础。这种深入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方式也不会使得社会民主党丧失自己的阶级性。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革命派指责经济主义者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做准备，《工人事业》则批评革命派是“诽谤者”和“捏造者”。列宁则指出，工联主义的运动方式必然将工人运动降低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民主党不在政治斗争中争取自己的领导地位，那么，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会将风头抢去。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列宁强调，目前革命的组织方式仍然是一种原始的手工业方式，而经济主义者对自发性的崇拜就是要在组织层面维护这一落后的方式。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列宁回顾了1894-1901年间一个典型的社民党小组的活动方式：由学生自发产生，缺乏对于运动的长期规划和对各个阶级的团结，因此，在规模稍微扩大之后，其行动就会被政府轻易破解，最终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主义者”都受限于这种手工业方式，而忽视了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尽管革命家组织尚缺乏足够的领导力，但列宁相信这种有领导力的组织正在生成（要设法使工人群众多多“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
（N.N 先生）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們不必表現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鼓励和督促我們表現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经济主义者将工人的组织等同为革命家的组织，列宁则强调了两者的区别：革命家的组织是为以革命为职业者建立的组织，其必然是小规模的，尽可能秘密的。因此与工人的组织完全相反。工会是工人职业性的，他要求尽可能地联系所有可团结的工人，因此必然是非常广泛的，难以保证秘密性。（在俄国，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是不合法的，不同于在自由国家的工会是合法的。这一方面很能推动那些经济斗争的工人“感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民主党人把工联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汇为一谈）
解决这种矛盾的可能方式有两种：促使工会活动完全合法化；以及建立一个核心紧密、但外围广泛，没有任何固定组织形式的秘密工会，与革命家组织直接联系。列宁倾向于后一种，并批评了经济主义者建立的储金会具有完全相反的特点，只能使政府更方便地打击工人团体。

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要让群众把自己培养为革命家）

列宁强调，一个数量小的职业革命者团体将比人数更多的团体更加安全；并且，一个秘密性的小团体与广泛地鼓舞群众积极参与斗争，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反而有促进之作用。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革命运动的工作必须坚持一种专业性与集中性的结合，在一个核心革命家组织的集中领导之下，广泛分工的群众才能够更好地工作。
列宁同时主张要积极地在工人阶级中间挖掘适合做宣传员、鼓动员的人才，是其脱离生产成为职业革命家，而不是如经济主义者所做，只为工人提供一些轻松的知识。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列宁反驳了集中对于革命派组织原则的批评。

  1. 团结所有反对沙俄制度的力量并不是一种放弃马主义的民意主义，而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策略。民意党
  2. 将秘密组织贬低为一种阴谋行动是幼稚的行为。在专职制度的国家里，秘密性是坚强的革命组织所必须的。
  3. 一个稳固坚强的核心组织将会降低，而非加强贸然行动的风险。目前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才导致了保守的经济主义和激进的恐怖主义泛滥。
  4. 革命派主张的党组织是反民主原则的吗？列宁认为，在沙俄的专制制度下，民主制要求的事务公开和对于成员的选举与监督都是与革命的迫切任务相违背的（广泛民主原则只能帮助警察来广泛破坏我们的组织，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轉移实际工作者的視綫，使他們放棄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严重的迫切的任务，而去拟制关于选举制度的詳細的“紙上”章程。）。
  5. 革命派所主张的小范围的核心组织具有一些特点能够替代民主制的功能：同志间信任感带来的责任感，以及党内媒体对于不当行为的谴责。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另一种对于革命派组织形式的批评是，集中性的组织可能导致地方革命工作被忽视。列宁以当时的地方报纸的实践为例，说明集中的组织领导不仅不会破坏，反而会加强地方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过于分散的弊端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工人事业》批评《从何着手》一文提出的建立统一机关报的草案，认为这是一种毁坏现有组织，强迫使所有人服从一个编辑部的行为。列宁认为这是一种完全的夸大，甚至不值得在实质上回应。列宁还是回顾了《火星报》与多个委员会的联系，指出革命派并没有任何破坏现有组织的情况。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系统地反驳了尔·纳杰日丁对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机关报的批评。

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首先，统一的机关报并不是与坚强的革命组织互相独立的，革命派提出前者就是为了后者做准备。
第二，一个统一的机关报可以有效地对各阶层的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經常出版幷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銷的全俄报紙不可。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继续在党组织建设的形态设想方面，对修正主义者进行具体的反驳。

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结束语

列宁将截止至1903年的俄国革命划分为三个时期：

  1. 第一个时期（1884年到1894年），是社会民主派的理论产生和巩固的时期，拥护新思潮的人寥寥无几
  2. 第二个时期（1894年至1898年），工人运动如同流行病般迅速蔓延，工人积极参与罢工运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其领导者大多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士，这些人虽充满热情，却缺乏足够的修养，他们的不成熟行为迫使人们不断向前进步；1898 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3. 第三个时期（始于1898年，直至1903年），这是一个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工人运动仍在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向着更高的阶段演进（扩展到全俄各地、学生和其他居民阶层加入），但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书中着重探讨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解决这个第三时期的“怎么办”。